法官望向明诚：“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是否认可？”
明诚抬手看了眼手笔后从席上站起：“我有异议。我要求公诉人宣读我与梁仲春的交易记录。”
法官点了点头：“被告人提出的要求合理。请公诉人宣读证据。”
曾可达望向这个沉稳的军官，心里有些犹疑。明诚不是一个能够简单把控的人，建丰同志对他的安排是否过于冒险了？
曾可达将数额最大的几笔交易一一宣读。
“庭上，我要求对此做出解释。”得到法官允许后，明诚将曾可达所述的条目一一回应：“1939年12月末，彼时我就职上海汪伪政府不过月余，请问一个在伪政府无任何根基，职务仅仅是一个秘书的明诚，为何会得到特务委员会高官的重视并按照曾将军的意思足足分得了三成利润？1940年1月，我安排梁仲春将他的妻小转移至重庆，曾将军应当知道1940年从上海转移一个人去重庆有多困难，稍有不慎也许我明诚的命就交代了。我认为梁仲春给我这个数目的报酬，不为过。1940年10月，梁仲春已经被特高课处死一个月了，曾将军认为梁仲春先生托梦送了保险箱的钥匙与密码给明诚让明诚拿走自己的利益？那是梁仲春留给其妻的财产，自然是托我运送至重庆。期间，我也曾多次替梁仲春转移过财产至重庆。以上种种，曾将军若是未从梁夫人口中得知，不妨问问梁仲春之子。曾将军想必也早已掌握了梁苗苗吧。”
明诚这话说的理直气壮，细细想来却不经得推敲。因为他需要一个将梁苗苗推上证人席的机会。彼时的梁苗苗也不过十二三岁，是个经事却并用不太懂事的年龄，从他口中说出的证据，最可信，从他口中推敲出的线索，也最像无心之失。
梁夫人与梁苗苗被带上法庭时，脸色不算太好。生下来便是优渥的梁家少爷，梁仲春死后，明诚也从未亏待过他。这些天被曾可达囚禁着，估计也是吃了些苦头。
“请公诉人质询证人。”
曾可达从席位上缓缓走下来，居高临下地面对着梁苗苗。“证人，被告人表示他曾帮助你们转移至重庆并为你们一家转移过财产，请问是否确有其事。”
梁夫人恶狠狠地瞪了曾可达一眼，点点头。梁苗苗也在一旁跟着点头。
“请问被告人与梁仲春除了上述利益关系外，是否只有工作往来？”
梁夫人有些犹豫，她拿不准应当怎么回答。明诚对她一家恩重如山，她自然不敢连累。
而这正是曾可达希望看到的反应。若是明诚能先手这么多便安排好梁仲春的妻子，这水就太深了，他不能让一个过于不可控的因素成为建丰同志的计划关键。